其实，企业社会责任既是动态的，又是发展的，因为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永不停息，所以企业社会责任要创新，这个也要全民推广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发言的题目是——《走向义商之路》，就是用中国化的方式讲讲企业的社会责任。
我们说了不要对慈善片面理解，慈善是不是企业的责任呢？要看慈善本身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。比如说美国的大学，你看看美国的今天哪一家大学不是由美国的企业捐赠起来的。那么这算不算企业的社会责任？如果没有卡内基、费乐他们说的原始积累，财富积累以后，美国的商人和企业家就是他有眼光，他建立大学、设立基金。美国现在几乎名牌大学都是那时候那些煤黑子、贩牛的还有土匪他们弄的。他们所做的原始积累不可避免。人类历史上，你财富积累起来没有邪的歪的不可能。人类之所以还记着他们，不是说他们拿着枪去掠夺财富，而是在于他们的社会责任。否则美国的经济学家从哪出来？所以在美国这个国家，这些企业19世纪美国开发西部的时候，美国的企业家所建立的事业，给美国的事业奠定了百年甚至是千年的基础。慈善重要不重要？捐赠重要不重要？所以企业在做社会责任的时候，不要说哪件事重要不重要，而是这件事本身产生的影响和产生的对人类的作用。所以讨论慈善重要不重要这个话题很轻飘，没有根据对人类发展的过程和我们现在的文明程度来看这个问题。美国现在的名牌大学很多，那些由国家出资建立的大学反而不行。所以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，那么你说这样的社会责任重要不重要？这是其一。
其二就是“企业公民”这个概念，一开始是富人玩的游戏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获得美誉度。西方国家历来有这个传统，古希腊把美德立为第一，所以“企业公民”是富人的游戏。但是不要紧，不管谁提出来的，他想达到什么目的，只要这个东西对社会进步有好处，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有好处 ，对人的发展有好处，我们就不妨借而用之。实际上企业公民的定位很高，不是一般的公民。企业公民是指美德，企业公民定位的是美德。这个国内我看一些企业误解了，企业公民的责任并需要我有多么高尚的道德，而是要做最基础的事情。公正和公平不是高高在上的，而是最平常的事情。你危害人类的健康，这样的事是非常基础的，不是高谈阔论，而是立刻就可以发生效益的事。所以“企业公民”这个概念的引入，我不是说全赞成，但是也可以。“企业公民”定位的是美德，就是我做了这件事我会获得美意度。“企业公民”更多的是把自己包装起来，不管你是出于包装也好，博取美誉度也好，只要结果是好的，那么我们就承认。只问结果，不看动机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你也别说你捐赠是为了获得美名 ，或者是为了什么，如果是为了这个永远说不完，所以不要问，我们只要看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。
下面就说<<走向义商之路>>。这件事在我们中国企业的基本道德是什么？叫“仁义礼智信”。这个里面除了“礼”以外，都说的是什么事？“仁义智信”都是心的问题。所以说中国人讲人心，西方人讲灵魂。所以中国人就历来拷问人心，毛泽东就搞了一个叫 “ 狠斗私一闪念 ” 。这个心的问题，“仁义智信”也是儒家里面核心的东西。这个东西走到商业上来以后，我们发现儒家又有重农贬商的传统，说 “ 无商不奸 ” ，对商人似乎是一直采取了排斥的态度。实际上中国的商人并不是像理论上说的，中国的商人还是很注意社会责任的。所以中国的社会责任问题是来自于商人的修养的 一个部分。就是论语加算盘式的商人。算盘就是要精打细算，追求利润最大化，要算成本。经商要把成本压到最低，然后利润最大化，这个时候算盘就是捞钱的。那么论语是什么？论语是指导你怎么捞钱，你造假肯定不行，论语就告诉你怎么捞钱，然后又告诉你捞钱以后这个钱怎么用，所以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是转变为中国人对待财富的观念。
中国人把财富历来有看轻看重的分歧，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你赶紧做点好事，读书做官不如行善。这就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对自己有一种约束，而这种约束与社会制度没有关系。
以前皇帝老子的时候，地方官看谁有钱就管谁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商人要做好事，要尽社会责任，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，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仍然这样做 。
咱们民国的时候兵荒马乱，陈嘉庚还投资办了三所大学，最后他的钱都花完了，企业也破产了。所以他这个事做得不好，因为我们的企业既要做善事，但是也要自己发展。所以中庸对于心来说就是怎么样平衡这个事情。
所以昨天孙教授念的那段话我非常不同意。能不能企业、社会担当这种责任，可以从法律上作出规定。因为人不都是天使，咱们心里还有一个魔鬼。所以有这么一个命题，就是人类向善的动力，永远是在惩罚之后的。惩罚了你，你才做善事。这个对于整个人类都是这样的，有希特勒这个事我们才天天倡导和平。企业的社会责任中企业家是第一 位的，你定了多少法律，你给多少奖章，这个企业家是奸佞之徒，他会把所有的法律制度都绕过去。所以你不能制止这个。所以人类社会的进 步，不在于看作恶的人有多少，而在于看做善的人有多少。人类永远会存在恶的东西，而且这些东西怎么样都解决不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对待这些事情就是一个要向善，一个要为善。我们中国很多人做了好事以后都不去标榜，这个是中国的传统。所以中国的企业要做社会责 任关键在于企业家，企业家如何面对这个企业非常重要。
凡是转型期的社会都是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，各种不讲道德、非人性的东西比比皆是 。所以我提出现在人类进入了高风险社会，大家都处在高风险之中，你喝一杯水，你知道这个水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吗？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不喝不行。所以我们后面的东西都是一片黑幕。如果有人在里面装了什么东西，你也不知道。在这个高风险社会当中，而且这个高风险社会是国际化的。俄罗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了，咱们中国也有黑烟。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人对心的管理就转到了对人类的良心。
西方讲博爱，我们讲仁爱。所以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关键在于企业家，那么中国的企业家在转轨经济时期，这时候要守持阵地，要对这些观念和做法有自己坚定的信念。在美国法制这么发达的国家出了“安然事件”，这个法制管用吗？不管用。我们用心来对待你的东西，当然要有惩罚和纪律等等。 那么在转轨经济时期，由于法律不确定，环境不确定，市场不确定，甚至人心都不确定。在这个时候企业家更要守持自己的良心。如果没有良心，有很多企业家都选择了“算了，我不干了”,那你还承担什么社会责任？所以在转轨时期尤其重要。
所以,走向义商之路，在中国这个“义”不仅是哥们一起，还要有“社会大义”，这个“义”甚至要上升到道德程度。然后才是商，商人是斤斤计较，计算自己的利益。那么在经商的过程中，没有心 ，这两个东西永远不可能合在一起。你自己的心里发生矛盾，我辛苦赚来的500万，我凭什么拿出去捐，在这个时候就是心的问题了。这个时候 企业家应该善于忘记，但是中国人的忘记往往会产生其他的方面，就是民族的记忆力很差，昨天打得你稀巴烂，明天还做朋友。所以在对待财富问题上，中国的企业家真正看得开、放得开。
在我的接触和调查过程中，如果说中国企业不负责任，不讲社会责任，有的时候往往更厉害的还有一些政府部门。像哈尔滨发生的爆炸事件，我就不信省政府和地方政府不知道。所以，过去说信义在民间，政府不会那么守信用，所以要有民主制度约束它。有的地方政府确实不讲什么信用，说你来我这开办企业吧，而等你开办以后，把你先套住再宰你。在这个时候企业家的持守就非常重要，如果你把所有的都讲成制度和企业治理就完了，你没有规定我去做就完了。
所以我老说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超越了一般的道德和法律层面的东西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提出的标准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参照，衡量人心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更重要。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，一定要把人放在首位。不是事的问题，就是人的问题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命题。而中国的“义”在财富来了以后，取之于社会要用之于社会，这个精神在中国是源远流长。我们中国人做事可以平和下来，这个就是心的问题。如果这个人的良心变了，那就没有救了。所以在中国要落实社会责任，不仅要讲道德和法律，还要讲企业家的责任修养和企业家的个人良心。
把论语加算盘的模式，仍然是可以推广到世界上，因其有文明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东西，照搬别人的根本做不了。文化这个东西，不是三、五百天可以作成的。所以我做这个事情之所以信心坚定，就是我从中国的现实当中感到，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一定要走义商之路。既要创造财富，也即最大效率地来创造财富，用正当的手段积聚财富，还要讲社会大义。而社会大义和社会责任，我看在某些方面超过财富，所以我们中国有包容社会责任的东西，用佛家讲叫“关照”或叫“普度众生”。
所以，我们有社会责任标准体系这个东西后，我们就不怕了。老外搞的SA8000什么的，他要是来检查了，因为我们很多地方都比他们做得好。他老外检查这个东西，其实是为了出口那边有消费者运动，把这个做一个证明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仅仅为出口做这个东西，那他的这个心还没有变。所以，中国人讲道德良心，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一定能够走上义商之路。
